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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匿意识：苏醒的征兆？******
隐匿意识：苏醒的征兆？
撰文 扬·克拉森（Jan Claassen） 布赖恩·L.埃德洛（Brian L.Edlow） 翻译 臧迪
昏迷病人无法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看上去早已失去了意识。但科学家发现他们大脑深处潜藏着隐匿的意识，这很可能是他们能否苏醒甚至康复的关键。
1.神秘的昏迷
一个医疗小组围在玛丽亚·马祖尔克维奇（Maria Mazurkevich）的病床四周，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而她却什么都没做。7月里炎热的一天，30岁的马祖尔克维奇被哥伦比亚大学纽约长老会医院收治入院。在入院前数日，她在家中突然丧失了意识。起因是大脑血管破裂，出血区域对她大脑的关键区域造成巨大压迫。彼时，医院神经重症监护室的医护小组正在寻找能表明马祖尔克维奇可以听到他们的任何迹象。她当时还需要机械呼吸机辅助呼吸，生命体征平稳，但没表现出任何具备意识的迹象。
马祖尔克维奇的父母也在她的病床边问道：“我们能和女儿说话吗？她听到我们说话了吗？”但她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在两位作者中，克拉森医生是马祖尔克维奇医疗小组的成员。当他要求马祖尔克维奇睁开眼睛、举起两根手指或者动动脚趾时，她一动不动。她的双眼也不会跟随视觉线索移动。然而，她的亲人仍认定她还“在那里”。
马祖尔克维奇确实“在”。医疗小组给她做了脑电图（EEG）——通过在头部放置传感器来监测大脑的电活动，同时要求她“持续开合右手”，然后“停止开合右手”。尽管马祖尔克维奇的手没有任何动作，但在两种命令下，她的大脑活动模式表现出了差异。大脑的反应清楚地表明，她察觉到了这些指令，并发现这两种指令是不同的。此后大约过了一周，她的身体开始跟上大脑的步伐。伴随着细微的反应，马祖尔克维奇开始渐渐苏醒过来。不到一年，她几乎完全康复了，身体和认知能力都没有出现重大缺陷。现在，她已经成为一名药剂师。
2.隐匿的意识
马祖尔克维奇的经历展示了“隐匿意识”（covert consciousness）的存在：一种大脑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理解外部世界、身体却没有反应的状态。当医生使用先进的脑成像方法或复杂的脑电活动监测技术，对表现为昏迷或其他无反应状态的病人进行评估时，高达15%~20%的病人能表现出具备隐匿意识的迹象。但多数能探测到隐匿意识的技术和方法，直到近期才得到完善。
这些方法正在改变我们对昏迷和其他意识障碍疾病的理解。而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也表明，对于早期就发现拥有隐匿意识的病人，最终能完全恢复意识和认知功能的可能性更高。如果是在几十年前，这些发现可能会让绝大多数神经科医生和神经科学家大吃一惊。由此可见，识别这种隐藏的意识状态，以及研发如何与处在这种状态的病人交流的方法极为重要。
昏迷病人的标准定义为无意识、无法被唤醒、没有任何知觉或与外界环境互动的迹象。与处于深度睡眠中的人相比，由严重脑损伤导致昏迷的病人可能看起来并没有差别，只是大多数昏迷的病人不能自主呼吸，需要依靠呼吸机和人工气道的辅助。
一些人认为陷入昏迷很容易恢复，或者反之，认为昏迷后，人就进入了一种“活死人”状态——这两种极端的认知都是错误的。对于这种现象，电影、小说等作品对于昏迷的通俗描述或许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例如，在电影《杀死比尔》中，乌玛·瑟曼饰演的新娘突然从长期昏迷中醒来，在没有任何喂养管辅助进食的情况下，她看起来营养充足、状态良好，在数小时内就完全恢复了体力。然而，现实远比电影情节更具挑战性，昏迷病人漫长的康复之路，总是伴随着各种频发的医疗并发症、身体机能退化等问题。他们恢复的进程在缓慢地小步前进，但也不得不走上许多回头路。严重脑损伤后昏迷的病人通常需要留置胃管以获取营养，接受气管切开术以通过颈部的人工气道呼吸，而后还要经历数周至数月的康复阶段。但身体恢复的过程总是多变且不可预测，即使对于像马祖尔克维奇一样最终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对昏迷病人过于悲观的看法也是不准确的，人们可能会认为所有这类病人都注定无法从昏迷中苏醒，直到最终离世，或者他们即使活下来也会伴有严重残疾。但对于一些病人而言，即便经历了长时间昏迷，他们仍有可能恢复意识、沟通能力甚至生活自理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学界对昏迷和意识的看法已经发生改变。在20世纪60年代，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医生注意到，一些昏迷的病人睁开了眼睛，但没有表现出与周围环境的交互。许多此类病人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直至离世，这使得一些临床医生认为，一旦以这种方式失去意识，就不可能再恢复。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永久性”植物状态的病人恢复意识的报道开始出现在医学文献中。不同于昏迷，在植物状态下的病人可以睁闭双眼，但他们仍然无法做出自主反应。这些报道推动神经重症监护和康复医学领域发展出了更精细的分类，比如微意识状态。这一状态的特征是具备非言语反应，比如用眼睛追踪物体，或间歇性遵从指令。医生发现，病人的预后与所处的这些状态有关。例如，从植物状态转变为微意识状态的病人进一步康复的可能性更大。
在重症监护室，能及早发现并预测意识恢复往往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通常家属需要在病人受伤后的10~14天内决定继续还是停止生命维持治疗——此时外科手术是支持长期辅助呼吸和临床营养的必要治疗方法。此外，对于隐匿意识的诊断还可能会影响照护目标、疼痛管理、临床医生和家属的床旁诊疗操作和护理行为、抑郁和焦虑管理等相关的临床决策。
3.理解和诊断
那么对于临床医生和病人家属，要如何理解隐匿意识呢？我们可以从闭锁综合征的视角来了解一些概念。闭锁综合征的病人可能保留了正常或接近正常的认知，但无法支配身体执行大多数运动动作。这一病症说明了仅基于运动功能去判断意识、思维能力和情绪表现的局限性。1966年，神经病学家弗雷德·普拉姆和杰罗姆·波斯纳在他们的专著《昏迷和木僵的诊断》（The Diagnosis of Stupor and Coma）中创造了术语“闭锁”。他们将大仲马的经典作品《基督山伯爵》中的诺瓦蒂埃·德·维尔福描述为“一具有着灵动双眸的尸体”。在临床实践中，闭锁综合征的病人通常无法移动他们的四肢，但许多人可以稳定地控制他们的眼球上下移动，从而响应口头指令。一些病人也能眨眼或者做出其他细微的面部运动。
以闭锁状态生活的体验，被《ELLE》杂志的编辑让-多米尼克·博比生动地描绘了出来。1995年，让-多米尼克·博比突发中风，中风阻断了从大脑运动皮层到脊髓和四肢的信号传递，也导致他失去了说话和移动四肢的能力。此后，他开始用眼球的移动来与他的语言治疗师交流，并撰写了一本回忆录——《潜水钟与蝴蝶》（于1997年出版）。这本书捕捉到了闭锁综合征病人可能会经历的恐惧、挫折和希望。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处于闭锁综合征状态的病人曾述说自己的生活很有意义。
而隐匿意识状态的病人完全丧失了外在的运动反应，远甚于闭锁综合征的病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丧失了内心世界。2006年，美国西安大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阿德里安·M.欧文和同事检测了一名有严重创伤性脑损伤的年轻女性，该病人拟诊为植物状态。医疗团队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对她进行了评估，该技术是通过追踪大脑中的血液动力反应来显示脑中的激活区域。在扫描过程中，临床医生要求她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或正走过自己的房间。令欧文和同事惊讶的是，这位女士的大脑活跃程度与健康志愿者相当。而对比网球任务与步行任务，她的大脑活动模式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状态，这表明她可以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大脑活动模式。
此后，临床医生在世界各地的病人中发现并确认了隐匿意识的存在，而这些病人有着不同类型的脑损伤。2017年，麻省总医院重症监护室接收了一批严重脑损伤病人，他们看起来对外界毫无知觉，但临床医生却在他们身上同样发现了隐匿意识。这表明隐匿意识不仅会发生在病人昏迷数周之后，也可能发生在近期受伤的急性期病人身上。为了诊断隐匿意识状态，临床医生使用不同的行为任务，比如要求病人开合双手，或者想象自己正在游泳，同时他们借助脑电图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记录病人在执行这些任务时的脑响应。尽管使用的方法有所不同，但世界各地的多个研究小组已经能再现这些脑响应。具有隐匿意识的病人在被要求移动身体部位或想象做某项活动时，可以有意地改变他们的大脑模式。但从表象上看，他们的身体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试图完成指示运动的迹象。
然而，我们对这种认知功能超过运动表达的状态仍然知之甚少，而脑电图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也都有局限性。这些方法可能无法在一些后来恢复意识的病人中检测到有意的大脑活动。同时，这两种技术还可能受到镇静药物的干扰，而镇静药物是保障大多数危重病人安全或舒适的前提。此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通常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房。这意味着，想要做磁共振扫描，就需要将身体状况不稳定的病人从重症监护病房转移到机房中，这一过程很可能会置他们于危险之中。还有一个问题是，磁共振成像的重复测量过程并不容易，因此它只能提供短时间内病人意识水平的快照。脑电图的设备倒是可以经常放在病床旁进行检测，它能在不同的时间内捕捉意识水平的快照——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不足。重症监护室里其他医疗设备产生的电子噪声会影响脑电图读取到的信号，导致测试反映的是伪迹而不是真实脑活动。
尽管这两种方法仍然需要改进，但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们可以用来诊断隐匿意识，它们也已经在美国（2018年）和欧洲（2020年）的临床指南中得到认可。如我们研究小组在2019年发表的工作所展示的（2022年也再度证实），如果能在病人脑损伤后的早期探测到隐匿意识的存在，就可以预测病人在随后也能出现意识恢复的表现。预测还可以具体到行为的恢复、长期功能的恢复以及恢复的速度。而在此类研究突飞猛进的基础上，一群科学家于2019年共同发起了“昏迷治愈行动”。这是一个由神经重症监护学会牵头的国际合作项目，旨在引导医疗资源和公众关注这一疾病，达成研发促进意识恢复新疗法的目标。
神经病学家正尝试开发一种测试手段，用来判断哪些病人可能处于隐匿意识状态，从而为选出的病人做进一步的脑电图和功能性磁共振检测。虽然世界各地的实验室正在努力开发这种筛查方法，但进展缓慢。这是因为隐匿意识出现的结构和功能性机制尚不明确，临床医生无法明确具体需要寻找些什么。最近的研究表明，脑损伤切断了丘脑——一个在身体和大脑之间传递运动信号和感觉信息的区域——与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大脑皮层之间的联系，这可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然而，导致病人运动功能障碍、同时却具有隐匿意识的，可能并非单一类型的损伤，而是多部位出现的多种损伤的组合。严重脑损伤病人的意识水平会经常波动，也使得检测隐匿意识的临床工作进一步复杂化。这种意识水平的波动意味着单次评估可能会遗漏重要的信号，因此病人可能需要接受多次测试。
4.与昏迷者沟通
基于最近有关隐匿意识的发现，研究人员正试图借助脑机接口设备与这些病人重新建立联系并进行沟通。当医生要求病人在电脑屏幕上移动鼠标光标时，这些设备可以记录病人大脑的电活动。通过“训练”，计算机将“学习”识别病人试图向左、向右、向上或向下移动光标时脑中产生的生理信号。一旦训练完成，脑机接口设备就可以通过识别大脑模式来帮助病人用意念控制光标。这些病人甚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选择字母，实现拼写出单词。
显然，脑机接口设备将是隐匿意识病人与外部世界沟通的理想途径。但若想使用这种技术，还需要克服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对那些急性脑损伤病人而言。这些病人的持续注意能力可能已受到损伤，因此长时程的脑机接口训练通常不太可行。此外，重症监护室繁忙嘈杂的环境也不是进行脑机接口训练的理想场地。回到本文开篇描述的案例，尽管马祖尔克维奇具有隐匿意识，而且她最终恢复情况极好，但她在当时也没能激活脑机接口，实现与医疗团队或家人的沟通。
事实上，隐匿意识病人与外界的沟通也可以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实现。几年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认知心理学家马丁·蒙蒂曾研究过一组无行为反应的病人，他尝试用磁共振成像法判断他们是否具备隐匿意识。蒙蒂想探究的是，通过识别不同的功能性磁共振激活模式，判断病人是不是可以准确地回答出“是”或“否”。这项工作需要实时地分析成像数据，因此需要协调大量不同种类的技术。参考欧文在2006年的研究，蒙蒂也让病人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或者正走过自己的公寓。不同之处在于，蒙蒂并非单纯地寻找大脑活动的信号，他更想知道病人对问题的理解能力是否好到可以做出准确的应答。他告诉病人，如果一个问题的答案为“是”，那么就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就想象正走过自己的家。最终，蒙蒂在研究对象中识别出一位能使用这种方案进行稳定交流的病人——他创建了一种大脑活动模式用于回答“是”，另一种模式用于回答“否”。尽管对于这一方案能否扩展到更广泛的应用还存在疑问，但他的研究表明，与处于隐匿意识状态的病人进行沟通是可能的。
若想进一步改善与隐匿意识病人的沟通，需要在床旁使用可靠的工具来识别他们。目前，许多研究团队正在开发更先进的沟通技术，比如脑电图技术，因为它更容易纳入重症监护室的临床常规中。而在使用脑机接口设备时，也可以结合大脑活动信号之外的生物信号，比如心率，这样就可以通过算法解码病人控制计算机的意图，提高识别的准确性。
对隐匿意识的诊断和探索，除了能解决救护危重病人这一紧迫的问题外，还具有探索人类心智的潜力。意识是我们之所以为人这种体验的根本，但在隐匿意识状态下，意识与行为却是分离的。那么隐匿意识病人的内在精神生活是什么呢？可以说，对隐匿意识的检测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对个体人格和自主性的抽象理解。目前，我们还无法通过脑机接口与隐匿意识病人进行深入交流。而迄今为止，那些恢复了沟通能力的隐匿意识病人在之后接受采访时，都表示不记得有隐匿意识的经历。比如，马祖尔克维奇并不能回忆起她在重症监护室昏迷那段时间里的任何事情。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隐匿意识的经历仍然是一个谜。
但不管隐匿意识的发生机制如何神秘，医生都必须利用所有可用的技术和资源，在那些似乎没有任何反应的病人身上寻找是否有意识存在，这是对医生的道德约束，它并不神秘。在“昏迷治愈行动”的引导下，增加获取这些技术和资源的机会已是医学界的一个基本目标和挑战。有了这些工具，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所有隐匿意识病人都能为自己发声的未来。
（本文译者臧迪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意识缺失状态的神经基础、意识障碍的神经影像诊断与神经调控治疗）
（图文由《环球科学》杂志社供稿）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14版）
对话丨电竞“名嘴”管泽元：解说不能只在意金句******
“究竟什么样的结局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从差一点无缘季后赛，到最终杀进决赛。Deft最后一舞还在继续，他甚至站在了舞台的正中央！”
在英雄联盟S12半决赛第四局，DRX推掉GEN的水晶后，以黑马之姿闯进了S12决赛。管泽元的声音一如既往充满激情，尽管被淘汰的GEN是他喜欢的战队。
入行八年，管泽元和中国电竞一同成长。如今，他已成为中国电竞解说的招牌之一，“跨界”之旅更是颇受好评。这些经历，让管泽元对解说、对电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鸟巢
“小时候，从家一出来就能看到鸟巢，见证它从无到有，一点点建起来。鸟巢叫国家体育场，它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体育象征。”
2017年，中国大陆地区第一次承办S赛，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的冠亚军决赛在鸟巢举行。于管泽元而言，那是他解说生涯迄今颇为难忘的一场比赛，也是职业生涯的重要一环。
决赛开场环节壮观而热烈，周杰伦现场为观众献唱，场面之盛大不逊色于任何赛事。
但对于很多中国电竞观众来说，那是一段令人百感交集的回忆。因为最终在鸟巢登场比赛的，是两支来自韩国LCK赛区的战队。
S7决赛海报。图片来源：英雄联盟赛事官博。彼时，中国电竞正走在飞速发展的道路，以英雄联盟项目为例，更多资本进入职业战队，受众市场不断增大。次年举办的S8比赛中，iG在韩国为LPL赛区拿下了历史上第一个S赛冠军。
直至今天，英雄联盟仍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电竞项目之一。此外，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等项目的赛事也日渐红火。过去十年，中国电竞行业迎来了飞速发展。
2014年开始解说生涯的管泽元身处其中，真切感受到了变化的发生。“第一是受众影响，大家对电竞的接受程度更高。其次出现了非常多伴生的产业。另外，中国电竞项目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跟我刚入行那会是不一样的。”
解说
S12期间，管泽元的预测频频登上微博热搜。当然，LPL战队在S12的表现，没有几个人事前能预测正确。
管泽元为S12决赛解说之一。图片来源：英雄联盟赛事官博。“毒奶”是管泽元身上一张著名的标签，这起源于几次不成功但令人印象深刻的预测。实际上，他也有很多次预测正确，由于“幸存者偏差”，往往被人们忽略。
“大家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梗去玩，我也欣然接受。但认真讲，任何预测在没有出现结果前都是不确定的。现在为了避免再有类似情况，我尽量避免参与预测。”
“毒奶”这张标签只是锦上添花的点缀，管泽元一路走到今天，成为S赛决赛解说台上的常客，更多是因为专业、努力与热爱。
就如同S12半决赛GEN被DRX淘汰后，管泽元那番解说词所展现出来的——他有着自己支持的战队，更在工作中保持着超出战队、赛区局限的纯粹热爱，这正是电竞行业很多从业者所缺少的。
图片来源：英雄联盟赛事官博。尽管解说时金句频出，但管泽元对此并没有刻意追求。“解说工作，在一局甚至一周的比赛里，90%的时间需要稳定地娓娓道来，不出问题。或许有10%是高潮，但不可能满脑子想着这10%。”
伴随着电竞赛事日渐红火，站在台前的从业者们逐渐成为公众人物，赞美与争议也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管泽元对此看得很谈，在他眼中，既然是表达者，就要接受被误解。“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不可能所有人都理解你，更不可能所有人都认同你。”
破圈
无论是欧冠、NBA的解说台，抑或少年偶像参加的运动综艺，如今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管泽元的身影。
“年轻时也是在天上摘星星的人，到这个时候宁愿在泥地里打滚也要把球给救回来。”客串NBA解说时，管泽元形容格里芬的这番话，深深触动了很多老球迷。
受访者供图。在中国电竞行业追求大众化、追求“破圈”的时候，管泽元成为了走在最前面的人之一。他跨界的成功，更多是由于自身职业素养过硬。其他领域的观众喜欢他不因为他是“电竞解说”管泽元，而因为他是对这些项目“了解而热爱”的管泽元。
涉足篮球、足球等崭新领域，让管泽元有了横向对比的机会。“在中国，电竞的实力以及整个全球范围内的影响程度都是最好的那一批。我去解说其他项目的比赛，更多还是别人的比赛，本土化方面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的电竞赛事直播制作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在制作跟直转播的规模以及质量上，我觉得电竞现在是最牛的。以英雄联盟电竞转播规模和制作水准举例，比起很多传统项目要好太多了。”
尽管如此，与历史久远的传统体育行业相比，电竞在文化底蕴方面有着天然的劣势。管泽元认为，以电竞的运行方式和年限，很难出现像传统体育那样的文化，也很难通过单一项目产生文化层面的东西。
北京，夜色中的国家体育场“鸟巢”点亮绚丽灯光。中新社记者 易海菲 摄“电竞作为一个概括词，包含了太多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项目，电竞的单一项目很难持续较长时间。”他说，电竞行业从业者们目前主要在做的，还是服务眼前的观众和赛事。
采访摘要
Q：你的解说生涯伴随着中国电竞行业的发展，你觉得其改变最大的是哪方面？
A：第一是受众影响，大家对电竞的接受程度更高，电竞赛事赞助商的阵容越来越强大、直转播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各个平台渠道以及媒体都在做跟电竞相关的事情。
第二就是出现了非常多伴生的产业。第三是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在电竞这个项目上的影响力，跟我刚入行那会是不一样的。
Q：你认为LPL的“周末饭堂夜”这类节目，是不是关于电竞文化的有益尝试？
A：我个人认为以电竞的运行方式和年限，很难出现像传统体育那样的文化，也很难通过单一项目产生文化层面的东西。
电竞作为一个概括词，包含了太多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项目，电竞的单一项目很难持续较长时间。我们这些节目在努力，但是目前真正的意义还是服务观众和赛事。
Q：你曾解说NBA、欧冠等比赛，是电竞“破圈”的代表。你觉得传统体育和电竞之间差异最大的是什么？
A：我个人而言，解说工作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电竞解说是所有项目解说中最困难的，也是要求最高的。
在中国，电竞的实力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影响程度都是最好的那一批，我去解说其他项目的比赛，更多还是别人的比赛，本土化方面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在制作跟直转播的规模以及质量上，我觉得电竞现在是最牛的。以英雄联盟电竞转播规模和制作水准为例，比起很多传统项目要好太多了。
Q：电竞项目解说在光鲜背后，是否也有不为人知的困难？
A：任何事情你想把它做好，背后一定要付出相应的努力和代价。应该去学会接受所有它带来的好的和坏的，没有觉得有那么多行业辛酸。
你要接受你是表达者，被误解就是表达者的使命，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不可能所有人都理解你，更不可能所有人都认同你。
Q：你觉得电竞解说和电竞选手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A：应该处于一种稍有配合但尽量不要有过多接触或者连带的关系。
毕竟解说是剥离于赛场之外的职业，并没有参与到竞技本身。可以有轻度的关联，比如说有一些专业性的问题，私下请教一下选手，或者说通过官方节目，跟一些选手建立比较良好的交流，但是在解说这份工作当中，你对他们应该是一视同仁的。
Q：在你解说过的比赛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场？
A：应该就是2017年在鸟巢解说比赛。我是北京人，家在四环边上。小的时候，从家一出来就能看到鸟巢，能看到它从无到有，一点点建起来。
申奥成功后，作为一个北京人就有那种自豪感——北京要承办奥运会了。鸟巢叫国家体育场，它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体育象征。有一天，你因为工作做得不错，有机会可以在里面去工作。那是你从小看到大，一直仰慕的东西。
Q：你的解说语录有很多，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句？
A：解说工作本身是很难复制的。我会去避免说同样内容，哪怕我觉得它真的很好，但我最多说两次。如果作为一个解说，你在意的是所谓的金句，你很难把工作做好。
解说工作，可能一局游戏甚至一周的比赛里，90%的时间需要做的都是稳定地娓娓道来，不出问题，可能有10%是高潮，但不可能满脑子想着这10%，更需要注意的是怎么让观众舒服。
Q：对于自己所谓的“毒奶”体质，你如何看待？
A：大家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梗去玩，我也欣然接受，但认真讲，任何预测在没有出现结果之前都是不确定的。
最开始出现这个事的时候，我确实预测错的比较多，其实我之后也很多次预测对，但没有人注意。现在为了避免再有类似情况，我尽量避免参与预测。
Q：你也是资深足球迷，卡塔尔世界杯马上开幕了，有没有支持的球队？
A：这还真没有。世界杯肯定最支持的是自己国家，但是在世界杯咱没有国家队。我可能就都看看，没有说特别支持的队伍。
跟最喜欢的俱乐部相关，所以皇马球员肯定会格外关注，要硬说我觉得今年巴西可能会多关注，也是因为它有比较多皇马年轻一代的球员。加之我在足球启蒙的时候巴西强，是比较喜欢巴西国家队的。
Q：很多年轻人想做职业电竞解说，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A：如今，入行电竞行业是比较简单的事情。现在电竞项目、经纪公司都有非常固定且公开的面向社会、校园的招聘，不太会求职无门。
你要做的就是加强自己，无论是学历，还是专业能力。
Q：一些青少年梦想成为职业选手，你作为职业解说和玩家，想给他们什么建议？
A：时代的发展已经不太会出现你想打职业，实力够，但你没有门路这种情况。
任何竞技游戏现在都有其自己的排行榜，只要你的实力够，甚至可以通过自己玩游戏就能找到工作，因为只要排名够高，就会有人来问你要不要去打职业。
如果你现在想打，努力一段时间，还没有任何人接触你，没有找到所谓的门路，可能你真的不适合这件事。
(记者 王昊)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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